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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他说的不是日本人那方面？而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就在这一瞬间，我似乎也一下子就完全地明白了——
这个项目最开始是汪省长和日方谈的，后来我们市的陈书记也开始与日方接触。而陈书记却是汪省长以前的秘书。也就是说，很可能汪省长在与日方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双方就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了。而这次黄省长的带队却是一种必须，因为只有这样的规格才与这个项目匹配。
可是黄省长却死死咬住我方控股的这个条件不放，这就让日方感到非常恼火。
要知道，这里面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对于汪省长来讲，他不可能直接告诉黄省长说我们可以放弃控股这样的条件，作为省政府的一把手，他绝不会如此明确地向自己的副手做出这样的指示，因为这样的指示只能成为别人的把柄。所以，他需要一个台阶，需要黄省长向他汇报我方不控股的充足理由。也就是说，这个台阶反而要由黄省长去替他搭建，然后他才顺理成章地认可。
而日本人就在这里面充当了提醒黄省长这是汪省长真正意图的角色。日本人也不可能明说，所以他们才采用了最为低级的方式以此引起黄省长的警觉。不仅仅是黄省长，就是我自己也不得不去想那样一个问题：日本人难道真的疯了？除非这里面还有其它的深意。
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陈书记的表现。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他几乎很少说话和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也充分说明了他的狡猾。因为这么大的项目，一旦到时候出了问题的话，首先要负责任的就是他本人，毕竟他是上江市的市委书记，这个项目最终的实施者，即使今后代人受过也只能是他。当然，如果真的出现了那样的情况后柳市长和我都跑不掉。
所以，他的态度才会变得如此的暧昧。
但他毕竟曾经是汪省长的秘书，而且也是与日方接触的最早的人，所以他又不得不用其它的方式去提醒黄省长。比如，他把我提出的另一种方案告知给黄省长的事情。也许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他也感到非常的为难，而正好我的那个想法合乎了他的意图。
他是上江市的市委书记，不得不去考虑项目进行后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特别是有可能出现的民意凶凶，以及可能会造成今后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而这些事情都是他今后必须要去面对的。
一旦出现那样的情况后去处理倒不是关键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未来可能会担负的责任。如果到时候上边某位权高位重的领导发出话来：当时在谁决定那样做的？！那么在追究其中责任的时候就一定会最终把所有的罪过都加在他的头上的。
所以他必须得小心翼翼：既要提醒黄省长却又不能把话说得那么明白。
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定会和日方的谈判达成一致的意见并尽快签署合同的。因为这样的事情肯定得到了汪省长的首肯。
前些时候有人在讲这件事情必须要通过省委书记同意，现在我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幌子。试想：作为省委书记，他管的是全省的大局问题，管的是宏观，是人事，怎么可能具体到项目上呢？而项目的事情完全就是政府的事。
黄省长当时那样讲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推脱，或者是为了提醒对方这件事情即使是汪省长说了也不能算数......对了，这就对了！
猛然地，我顿时就想明白了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了——或许黄省长一直在内心里面反对由日方控股的事情，所以他才告诉了日方那样的话。而黄省长一次次征求我们的意见，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大家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复衡量哪种方案对我们更有利。或者说是为了进一步说服自己去违抗汪省长的旨意。
但是那天晚上日方却不知道对他说了些什么，以至于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想法，最终屈从于汪省长当初与日方初步交谈的方案。
而我提出的那个方案却恰恰让他及汪省长都能够接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样的妥协很可能在未来真正受益的人是我。因为从这件事情上至少让我在汪省长和黄省长那里无形地增加了重要的印象。对此我不禁苦笑：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不过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当时我提出那样的方案固然是我多次思考后的结果，而更主要的还是我没有掺入到其中的利益关系之中，所以我的想法完全是从我方最终的利益在出发，完全是预先思考了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的结果。
现在，我心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今天双方的谈判一定会达成一致的意见，而且还会很快签约。
果然如此。